其中既包含着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分，也包含着不利因素。

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走出误区、排除干扰，把全面推进地方依法治理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作环节，明确认识、坚定信念、把握方向、配套举措。(二)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 现代法治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体，是人们共同选择的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重要调控工具，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则是贯彻法治中国建设战略方针的投入产出较高且政治风险较低的关键举措。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呼唤一体建设 在法制建设转入精细化发展阶段、呼唤增强民主性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本质是法治化，也即实行全面推进、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方针。按照这样的标准要求，不仅要理顺政府的内部关系，还涉及如何依法调整建设法治政府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的多重关系。(三)妥善抓好法治社会建设 在法治一体建设的理念和制度中，最接地气的应是法治社会建设，包括社会发展、社会推动、社会建设、社会环境等诸多要素，更具有基础性、民主性和民生性，也更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为其创造条件。通过法治一体建设的提升和拉动，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源流、目标及其他要素问题得以系统化厘清。行政部门之间、公权力机构之间的合作叫作协同治理，政府与民众之间、公权力主体与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合作叫作参与治理，而参与治理的更高形态叫作共同治理。

这是走向政府管理、社会管理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连接点。全面推进地方依法治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作环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等提法符合现代法治和我国实际，不宜将其视为法制碎片化、庸俗化。联系大律师公会自今年4月28日提交政改意见书以来的历次声明，间或有对公民提名和占中的某种道义理解与支持，但对相应诉求和行动的违法性认定一以贯之。

退场是一种关键的民主政治技艺。无论是在殖民地秩序还是在基本法秩序下，公投都是闻所未闻之事，更无任何可靠之法律基础，亦与香港社会一贯之法治精神相冲突。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派，在此运动最后时刻，为避免悲剧收场，应共同建构一种退场有理论。占中的违法性本来只是公民抗命的一种中等强度的威慑手段，但如果实际情况不是中等威慑，而是无休止的极度威胁，则该行为的民主正当性便难以成为违法性的正当化理由了。

与香港社会普遍挺法治的立场相一致，中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其中涉港澳部分更是强调基本法的法治核心地位，这是整个国家的法政精神走向。10月28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就占中派集体违抗法庭禁制令行为发表最强硬声明，表示法治必遭侵蚀和极度忧虑。

蔡子强先生曾将占中与五四运动等价，这些学生政治愿景可能令其大跌眼镜，爱国与统一之前提荡然无存。占中困局根本源于央港关系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刺激，使普选与国家安全的捆绑效应日益加剧而非减弱。这些负面因素与影响虽不至于根本危害国家安全，却直接伤害了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及央港关系的互信基础，刺激和倒逼中央以更加严酷的国家主义、实证主义立场实施反制。第三，投票选择的议题太过强硬，比如要求港府在递交港澳办的民情报告中载明撤回人大决定的要求、废除功能组别和公民提名入法，其中没有一项可能被中央接受，也都不可能在基本法上成立。

香港社会不同于一般的民主转型地区，甚至不同于台湾，不是在法治与自由无所维系的条件下以民主冲刺解决整体的制度重构问题，而是在法治与自由已然高度成熟的条件下按照基本法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对于广场留守区的学生与市民而言，退场失败论依然根深蒂固，从而势如骑虎，精神困顿。港大政治学教授陈祖为呼吁学生及时撤离退场，并认为退场不是失败。        面对第一核心价值法治的巨大压力，占中可以体面地以共同守护法治的名义退场，这恰恰不是运动的失败，而是运动的力量所在，因为力量在于分寸。

占中派实际表现出只知进、不知退的广场幼稚病，对警方正常执法与法庭禁制令置若罔闻，甚至制造和引导一种法治低于民主的价值假象，诱导青少年和一般市民放弃法治信仰。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廷、陈健民已决定回校复教，将广场事务悉数转交给学联。

第二，广场投票形式与622公投大体一致，内部即有人质疑再次操作意义何在。不过，若操作不当，只知对抗，不知妥协，则可能鸡飞蛋打，如大律师公会转引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所言，一味理想化对抗的结果是蛋碎了，却忘记了做蛋饼的初衷。

这些言论、理论与少数人的政治浪漫自然于学理和制度上难以成立，但却导致香港社会的族群撕裂和法治共识衰退。有节制、有序的民主才可顺利纳入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序列。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4年10月31日，发表时标题改为占中进退失据，学联异想天开，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占中 法治 大律师公会 退场 对话 。此番搁置广场投票有多重原因：第一，形式过于激进且不具有真正的社会代表性，往往局限于广场人群和暂时政治激情，如有3万人投票，也仅仅代表3万人，无法成为港人意志。    在此激进民主文化催化之下，占中运动舆论中不乏更为激进的港独之声。如何智慧地重建政治互信，松绑安全魔咒，才是香港民主顺利发展的要害。

就官方和建制派而言，除了继续占据主流民意和法治高地施压之外，亦应当适度区分对待运动的违法性与民主性，继续保持政治对话的连续性和基本诚意，引导运动顺利转入第二轮政改咨询。而港府的四点倡议、二次政改咨询的进取空间、2017特首普选与2020立法会普选的民主进步以及2017之后理想民主的商谈余地，实在值得香港社会理性摘取，亦值得广场占中派冷静统筹，激流勇退。

至于学联方面最新要求，即港府民情报告若不包含撤回人大决定请求，则希望与总理直接对话，是对基本法秩序与港府宪制责任的藐视，亦是无视人大决定高于行政权的国家宪制安排。10月8日，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出公民抗命不能成为免责抗辩理由，属于中性法律分析。

香港社会没有因为理想民主口号而一呼百应，所谓的学生罢课从未发展成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占中亦始终局限于金钟、铜锣湾和旺角三个孤立据点，而不可能扩展为真正撼动中环金融秩序或港府行政秩序的普遍社会运动。        目前来看，占中派的广泛的政治不合作仅限于人数不断减少的广场抗命和立法会内部的流会或拉布，而特区政府、民意多数、工商阶层、法律界则结成了捍卫法治的坚强联盟。

若操作得当，则运动之正资产或可从容总结、凝固和扩展，毕竟港府在首次对话提出的四点倡议中已然承诺递交民情报告、搭建多方平台以及更关键的2017年之后普选模式可再议。泛民派则应该展现领导学生的政治责任，而不是被政治激情有余而经验不足的学生所领导，自我约束在广场上的民主宣教和立法会内的恶意不合作，展现民主运动和民主审议之可进可退、理性有序、改良转进的一面，切勿给青年学生留下好民主=广场抗命+议会拉布这样的政治负资产。公投文化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兴起是非常突兀的政治事件，是香港理性民主文化的畸变。第六，公投结果无助于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易于加剧广场激进行动，进一步对抗主流民意和法治，撕裂社会，使运动陷入更加艰难的无可对话、无法进退的绝境。

因此，当香港占中派模仿公民抗命甚至颜色革命某些技法时，当他们以理想民主作为假想的凌驾性价值冲决一切既定罗网时，忽然发现逐渐与这个社会的主流核心价值渐去渐远，甚至严重对立。本来香港社会的律师精英对民主运动普遍抱有同情，对早期广场抗争中的警方执法亦有批评，但是当占中派公然集体违抗法庭命令时，律师精英内在的法治核心价值遭到了彻底挑战，刺激其对运动后果予以严厉警告。

搁置投票是知难而退 在民意支持疲软而法治反弹强烈的占中后期，占中派曾策划于10月26/27两日开展广场投票运动，以民间公投再掀香港抗命波澜，但最终以商讨不周、内部意见不一而搁置。第四，对运动一个月以来的民意走向缺乏十足把握，对能否超过622公投数字缺乏信心。

占中满月，核心价值冲突有增无减。此次严正声明已越出一般性的法律专业分析轨道，标志着大律师群体作为香港法治核心价值的捍卫者和香港社会的核心精英群体加入了反占中的宽泛立场

我曾建议制定一部《宪法解释程序法》，主张积极发挥宪法解释功能。要真正树立宪法权威，就要树立宪法至上的理念。要树立宪法权威，首先需要对宪法权威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宪法权威就是宪法至上，这是宪法权威的本质精神。我认为，过去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很多抽象的宪法规范没有转换为现实中的具体规则，宪法的解释和适用还有很大空间。

这是执政党在宪法运用方面吸取了过去频繁修改宪法的弊端。只要我们承认法治国家，就必须承认宪法权威。

目前宪法实施的效果同民众的期待和法治的要求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因为宪法并没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真正权威。要实施宪法，不能只停留在监督本身和监督机构的选择上，而要从理念上将宪法作为执政的基础。

未来的国家统一和基本法实施中，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包含着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价值共识。从宪法角度来说，如改革没有终结，民众对制度的理性期待就会受到影响，法治的权威就容易被破坏，甚至会带来宪法秩序的不稳定。